名臣崔斌谏言录

《名臣崔斌谏言录》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以直言进谏著称的臣子往往成为王朝兴衰的镜鉴。元世祖忽必烈朝的名臣崔斌，便是这样一位以“敢言”彪炳史册的人物。他出身北方汉人世侯，却深受忽必烈信用，其谏言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用人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元初政治生态与统治者的治国思路。崔斌的宦海生涯与直言本色，最终虽以悲剧收场，却为我们理解元朝前期，这个由草原帝国向中原王朝转型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观察视角。

崔斌（约1223—1278），字文焕，马邑（今山西朔州）人。其家世尚武，兄崔崧曾为西京参佐。崔斌本人则“性警敏，多智虑，魁岸雄伟，善骑射，尤攻文学，而达政术”。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时，于六盘山召见崔斌，应对称旨，令其佐卜怜吉带镇守扬州，从此步入仕途。忽必烈即位后，崔斌历任中书省左右司郎中、东平路宣慰使、河南宣慰使等要职，最终官至江淮行省左丞（《元史·崔斌传》）。

崔斌的谏言，首先突出体现在对朝廷用人政策的尖锐批评上。元朝初年，用人体系复杂，既有蒙古勋旧、西域色目官员，也有北地汉人世侯及原南宋官吏。阿合马执政期间，为敛财以应国用，大量任用其子侄、亲信，把持朝政与财政要职，排斥异己，引起众多汉法派官僚的不满。崔斌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据《元史》记载，至元初年，忽必烈在便殿召见崔斌、阿里罕等臣子，询以当时政务得失。崔斌直言不讳，将矛头直指阿合马：“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显有征验，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 他进一步指出，阿合马身为宰相，其子侄或为行省参政，或领将作监、会同馆等要职，“一门悉处要津”，有亏公道。这番言论“帝乃命罢黜之”，然而并未从根本上动摇阿合马的权力。崔斌的这次谏言，揭示了元初政治中，理财派权臣与主张以儒术治国的汉法派之间深刻的矛盾。

在军政与国策方面，崔斌亦多有建白。他早年随伯颜丞相伐宋，不仅参与军事谋划，更在平定江南后，对如何治理新附之地提出了关键建议。他认为“集庆（今南京）乃宋之故都，东南要冲之地，得之则江南可定。” 伯颜采纳其策，顺利攻占集庆。在元军占领临安（今杭州）后，如何处理南宋庞大的宗室、官员及图籍、礼器，成为问题。崔斌建议伯颜：“今宋社既墟，收其图籍，具载山川险易、户口多寡，悉以上送，实国用资。” 这一建议被采纳，使得元朝中央迅速掌握了江南的经济与地理情报，为后续统治奠定了基础。此外，他对于扰民的军事行动也持反对态度。针对当时有人提议再次征讨日本，崔斌与许多大臣认为“江南新附，民力未苏，且连年征讨，将士疲惫，若复兴师，恐非利国之道。” 虽然最终未能阻止第二次征日，但其谏言体现了注重民生的务实态度。

崔斌的治理才能在其地方任上亦有显著体现。担任东平宣慰使期间，他正值当地大旱蝗灾，民生困苦。崔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些举措使其“民赖以安”，展现了其作为儒家官僚的民本思想与实干能力。

然而，崔斌的刚直终究触怒了权相阿合马。至元十五年（1278年），时任江淮行省左丞的崔斌，与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等人，因在江南官员选任、财政管理等事务上与阿合马的政策多有抵牾，被阿合马罗织罪名，诬告“擅支粮四十七万石、擅易命官八百余员”等。忽必烈虽一度有所疑虑，派遣刑部尚书李子忠等前往按问，但最终在阿合马的运作与影响下，崔斌与阿里伯被定罪处死。据载，崔斌临刑之际，“颜色扬扬如平常”，慷慨就义，天下冤之。直到阿合马罪行败露后，崔斌才得以平反昭雪，追封郑国公，谥号“忠毅”。

崔斌的悲剧，是元初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他的谏言与作为，代表了部分汉人官僚试图以中原传统政治理念影响和规范蒙古统治者行为的努力。其谏言的核心价值在于：

一、强调用人公道，反对任人唯亲、以私害公，这触及了官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本。

二、主张以民为本，无论是在战争决策还是地方治理中，都体现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三、坚持制度理性，重视图籍、户口等行政信息的收集与运用，倾向于以规范的制度而非个人意志进行统治。

四、彰显谏臣风骨，不畏权贵，敢于在帝王面前直陈弊政，履行了儒家理念中“文死谏”的政治责任。

尽管他的许多主张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未能完全实现，甚至因此付出生命代价，但其精神与部分政见，仍被后世如王惲、张养浩等儒臣所追念与推崇。崔斌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荣辱沉浮，更折射出大元帝国在征服之后，于“蒙古旧俗”与“汉法”之间艰难摆荡与整合的漫长历程。他的谏言录，可谓是一份研究元朝前期政治史不可多得的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