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专权引朝野乱

阿合马专权引朝野乱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1260-1294），为满足庞大的军费与宫廷开支，启用了一批以聚敛见长的理财官员。其中回回人阿合马凭借其财政才能获得重用，逐步掌控朝政大权。自1262年出任诸路转运使起，至1282年被刺杀身亡，阿合马专权二十年，其苛政引发朝野剧烈动荡，成为元初政治生态的典型缩影。

阿合马的崛起源于忽必烈的财政需求。面对对南宋战争、藩王赏赐及大都营建等巨额开支，传统汉法难以满足需求。阿合马通过改革盐税、推行理算（财务审计）与和市（官方垄断贸易）等手段迅速增加国库收入。1270年，忽必烈为其特设尚书省，位列中书省之上，赋予其独立的人事与财政权，标志着其专权体制正式形成。

在专权过程中，阿合马构建了严密的权力网络。其子侄忽辛、抹速忽等分任要职，控制户部、枢密院及地方财赋机构。通过“打勘”（财务审计）与“理算”手段，以追征欠赋为名清洗异己。《元史》载其“置总库于大都，括天下财”，仅1275年就通过专卖制度增收白米四十万石、钞五十万锭，但代价是“百物腾贵，民益困悴”。

朝堂上，阿合马排斥汉法派官员。1274年，他罗织罪名逼走太子老师许衡；1278年将弹劾其贪污的御史白栋下狱；1280年更诬陷中书右丞崔斌致死。当权臣和礼霍孙试图限制其权力时，阿合马竟迫使忽必烈罢免其相位。史载其“威震朝野，廷臣屏息”，连皇子真金太子亦“恶其奸，未尝少假颜色”。

地方治理则陷入系统性腐败。阿合马派往各地的“钩考使”肆意加征赋税，如1276年江西行省被追征“积年欠赋”钞三百万锭，相当于该地十年财政收入。盐政改革后，盐价暴涨三倍，引发河北、山东多地私盐暴动。1281年河南饥荒中，阿合马仍强征军粮，导致汴梁路发生人相食惨剧。

积怨最终在1282年爆发。三月十七日夜，千户王著与高和尚假借太子令旨，诱阿合马至门前。当阿合马跪迎“太子”时，王著以铜锤碎其颅。《元史》生动记载：“著即牵出，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随后禁军围剿，王著慨然就戮，临刑大呼：“吾为天下除害，死得其所！”

阿合马之死揭开其罪行真相。忽必烈命孛罗彻查，发现其私藏宝石七匮、黄金四十库，党羽七百余人涉案。忽必烈怒斥：“王著杀之，诚是也！”遂剖棺戮尸，诛灭其子侄党羽。这场震动朝野的刺杀事件，暴露了元初财政集权与民族矛盾的深层危机。此后忽必烈虽继续任用卢世荣、桑哥等理财大臣，但阿合马专权引发的政治动荡，已为元朝吏治埋下隐患。

阿合马现象折射出元朝特殊政治生态：在游牧传统与汉法治理的冲突中，财政需求催生了不受制约的权臣；民族隔阂则加剧了吏治腐败。其专权期间推行的包银制、扑买法虽短期充盈国库，却透支了社会稳定性，最终引发“民不堪命，祸乱蜂起”（《新元史》评）的恶性循环，成为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的早期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