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军事制度改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极为特殊且富有变革性的时期。自唐末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之后，中央权威急剧衰落，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导致国家陷入长期分裂动荡。在随后的五代十国（907—979年）中，各政权为了应对生存压力与权力争夺，相继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不仅重塑了军队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兵制的发展。
首先，五代时期的军事制度继承了唐朝后期的“募兵制”，但因财政困难和战事频繁，逐渐演变为“兵将相依”的局面。后梁开平年间（907—911），朱温设立“亲军”与“禁军”，以控制核心武力；后唐明宗李嗣源则进一步强化禁军系统，建立“侍卫亲军”、“殿前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形成“枢密院—殿前司—诸军都部署”三位一体的军事指挥体系。
其次，在五代十国中，“兵权收归中央”的理念成为主流趋势。后周世宗柴荣尤为重视军队整编，他在位期间（954—959）大力裁撤冗兵，合并地方节度使部队，将全国精锐集中于中央直属部队，并实行“更戍法”——即定期轮换驻防地点，防止将领坐大。此举虽短期加剧了财政负担，却有效遏制了地方军阀独立倾向。
此外，五代政权普遍采用“募兵—养兵—调兵”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后晋高祖石敬瑭曾规定士兵服役期为三年，期满可选择退役或转为职业军人；而南唐则推行“义兵制”，鼓励民间自愿参军，同时给予优厚待遇以稳定军心。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中的军事改革并非全然统一，不同政权因地制宜形成了多样化的体制。如北汉利用太原地势险要，组建“山河军”作为守城主力；闽国则依靠海路优势发展“水师”，构建海上防御体系。
以下表格展示了五代主要政权军事改革的核心内容及时间节点：
| 政权 | 改革时间 | 主要措施 | 改革目的 |
|---|---|---|---|
| 后梁 | 907—911 | 设亲军、禁军；确立枢密院制度 | 强化中央对兵权的掌控 |
| 后唐 | 923—937 | 建立殿前司；推行“更戍法” | 削弱地方将领势力，提高军队机动性 |
| 后晋 | 936—947 | 实行三年服役制；招募“义兵” | 减轻财政压力，扩大兵源 |
| 后周 | 954—959 | 裁撤冗兵；整合禁军；改革军饷发放机制 | 提升军队战斗力，防止将领拥兵自重 |
| 南唐 | 937—975 | 发展水师；实施“义兵制” | 巩固江南防线，增强海上防御能力 |
| 北汉 | 951—979 | 组建“山河军”；依托太原城防 | 固守北方门户，抵御辽朝入侵 |
五代十国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催生了宋代“强干弱枝”兵制的基础。北宋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彻底剥夺武将兵权，又仿效后周建立“禁军—厢军—乡兵”三级体系，其核心思想正是从五代汲取经验教训的结果。
然而，改革亦存在明显弊端。由于频繁调动士兵，加之俸禄不足，导致士兵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尤其在后周时期，部分将领如张永德、韩通等人因不满改革而发动叛乱，反映出改革过程中政治与军事力量博弈的复杂性。
总体而言，五代十国军事制度改革是在混乱局势下被迫进行的自我调整，它既是对唐代兵制的延续与修正，也是向宋代乃至明清兵制过渡的关键环节。虽然这一时期的改革未能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但其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化军事架构，为中国古代王朝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综上所述，五代十国军事制度改革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安全与稳定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由“分权”向“集权”转变的历史趋势。这场改革虽未完全成功，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遗产，值得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