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入蜀定基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学的宏大叙事中，刘备入蜀是一个极具战略转折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标志着刘备集团结束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真正获得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更为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石。这一过程充满了战略谋划、人性抉择与军事博弈，是理解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关键一环。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之势初现端倪。曹操北归，孙权固守江东，而刘备虽借得荆州部分郡县（主要是南郡），但其地处四战之地，北有曹操，东有孙权，发展空间受限且缺乏战略纵深。此时的益州（主要涵盖今四川、重庆、云南及贵州北部），在州牧刘璋的统治下，因其地形险要、物产丰饶而相对安定，但其内部矛盾重重，主弱臣疑，外部又有汉中张鲁的威胁。这为刘备集团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刘备入蜀并非简单的武力征服，而是一个步步为营、兼具“借势”与“趁虚”的复杂过程。其核心决策与执行，离不开两位关键人物：庞统与法正。庞统作为刘备的首席军师之一，在“隆中对”战略框架下，极力主张进取益州，认为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而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诚得以为资，大业可成”。法正则是刘璋麾下的谋士，因不满刘璋暗弱，与好友张松秘密充当刘备内应，为刘备提供了益州内部虚实的第一手情报和进取方略。

事件的直接是刘璋因恐惧汉中张鲁的进攻，在张松的建议下，邀请同宗刘备率军入川协助防御。公元211年，刘备留关羽、诸葛亮、张飞、赵云等镇守荆州，亲自率领数万步卒，以庞统为军师，西进入川。刘璋亲自到涪城（今四川绵阳）迎接，资给军需，厚加款待。然而，这次看似兄弟般的会盟，实则暗流涌动。在涪城相会期间，法正与庞统都曾建议刘备趁机袭杀刘璋，一举夺取益州，但刘备以“初入他国，恩信未著”为由拒绝，选择了更为稳妥的策略，先北上至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西南）驻防，以此为据点，“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在葭萌关驻军约一年后，转机出现。公元212年，曹操东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借此向刘璋请求增拨一万兵马及粮草物资，欲东归援救荆州。此举意在试探，并为自己制造离开的借口。刘璋对此不满，只同意拨付一半。此时，张松因兄长而被刘璋处死，刘璋亦下令各关隘守将不得再与刘备交通。双方的联盟正式破裂，刘备获得了举兵反击的口实。

战争随即爆发。刘备依庞统之计，果断南下，直取成都。战争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围攻雒城（今四川广汉）时，庞统中流矢身亡，这对刘备是巨大损失。刘备紧急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率军从荆州溯江西上入川支援。在荆州生力军的加入下，刘备军势大振，陆续平定沿途郡县，最终于公元214年合围成都。此时，马超的来投更令刘璋胆寒。在法正的劝降下，刘璋见大势已去，开城出降。刘备遂领益州牧，取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最终胜利。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刘备集团在入蜀前后的实力对比与关键事件脉络，以下表格列举了相关核心信息：

刘备入蜀的成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隆中对战略规划的指引。其次，刘璋集团的内部矛盾（如本土东州士人与益州本地士人的冲突、刘璋的暗弱无能）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再次，以法正、张松为代表的内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刘备集团自身的行为，刘备在初期表现出的“仁厚”姿态，成功麻痹了刘璋，赢得了部分益州人心；而在决裂后，其团队展现出的坚韧战斗力与诸葛亮等人及时的后续支援，确保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入主益州后，刘备面临的是巩固政权、重建秩序的重任。他大量任用荆州集团人士（如诸葛亮、关羽、张飞）和原刘璋旧部中投效者（如法正、李严），并尝试笼络益州本地士族（如任用许靖为太傅）。在经济上，他采纳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钱”，平抑物价，充实府库。这些措施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也埋下了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势力之间矛盾的伏笔。

总而言之，刘备入蜀绝非一次偶然的军事冒险，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环环相扣的战略实践。它使刘备集团从一个依附性的地方势力，一跃成为拥有荆、益两州，足以与曹魏、孙吴鼎足而立的强大政权。这一事件深刻改变了中国南方的政治地理格局，蜀汉的国祚由此开始，三国的历史也因此进入了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尽管后续因荆州问题与东吴，导致夷陵之战惨败，但益州作为蜀汉政权的核心根据地，在诸葛亮及其后继者的治理下，始终是其北伐中原、延续汉室大业的稳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