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直言谏孙权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君臣关系是政治运作的核心之一，其中臣子的直言敢谏与君主的纳谏雅量，往往成为衡量一个时代政治清明的标尺。三国时期，东吴政权虽偏居江东，但其内部的政治互动却极为精彩。其中，以张昭与孙权之间的数次直言谏诤最为典型，生动展现了这位东吴重臣的刚正风骨与孙权的复杂性情，也深刻影响了东吴的国运走向。

张昭，字子布，徐州彭城人，汉末避乱南渡，成为孙策创业的核心谋士，被委以“文武之事”。孙策临终，将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留下了“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遗言，足见对其信任之深。孙权年少继位，张昭与周瑜一文一武，尽心辅佐，稳定了江东局势。这一时期，张昭的角色如同导师，孙权对其敬重有加，言听计从。

然而，随着孙权年岁增长、权威日固，加之张昭性格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甚至有些固执，两人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张昭的谏言涉及内政外交的多个方面，其出发点始终是东吴政权的长远利益，但方式往往直接甚至激烈，数次令孙权陷入尴尬与愤怒的境地。

赤壁之战前的“主和”之谏是张昭与孙权第一次重大公开分歧。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挥师南下，荆州刘琮投降，兵锋直指江东。以张昭为首的多数文臣慑于曹操声威，主张投降。张昭的理由基于现实考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兵力悬殊；江东凭借长江天险，而曹操已得荆州，天险已共。这与其说是畏惧，不如说是基于当时力量对比的悲观判断。然而，这一主张与孙权内心深处的雄心，以及鲁肃、周瑜等人的主战立场尖锐对立。最终孙权采纳了周瑜、鲁肃的意见，联合刘备，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此事虽未立即影响张昭的地位，但无疑在孙权心中埋下了对其战略判断力质疑的种子。

在孙权称公称王乃至后期意欲称帝的过程中，张昭的恪守臣礼与谨慎态度再次引发冲突。孙权被封为吴王后，在一次宴会上，自以为功高，盛赞周瑜。张昭当即举笏欲歌功颂德，却话锋一转，批评孙权当年未听己言，以致“老母变为俘虏”，场面一度极其尴尬。公孙渊割据辽东后，于公元233年遣使吴称臣。孙权大喜过望，欲派使者册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携带大量珍宝。张昭力谏，认为公孙渊反复无常，其称臣恐非真心，远封重赐风险极高，“恐非实意”，力劝孙权不要“崇其虚名，而受其实祸”。两人激烈辩论，孙权竟至按刀而怒，称“吴国之士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然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张昭则凝视孙权，泣告：“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孙权掷刀于地，与张昭对泣，但最终仍未听从。结果，使者抵达后，公孙渊果然斩杀使臣，吞没珍宝。孙权悔恨不已，亲至张昭门前道歉，张昭却称病不出。孙权竟下令用土堵塞其门，张昭则从内以土封门，双方僵持。后因火灾，孙权担心张昭安危，下令救人，才借台阶将张昭请出，君臣关系方得缓和。下表简要列举了几次主要的谏诤事件及其核心矛盾：

张昭的直言，其内核是儒家名教思想与现实政治理性的结合。他深受传统儒学影响，恪守君臣之礼的规范，认为君主有失，臣子当面折廷争是尽忠的本分。同时，他的许多建议（如对公孙渊的判断）又显示出冷静、务实甚至保守的政治风格。这与孙权后期日益增长的帝王权威、渴望突破常规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以及灵活多变（有时是冒险）的外交策略产生了根本性冲突。孙权需要的是既能辅佐其实现抱负，又能维护其尊严的“聪明”臣子，如顾雍的沉稳、诸葛瑾的婉转。张昭的“直”，在孙权看来，逐渐变成了“迂”和“戆”。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张昭的遭遇并非孤例。他是汉末清流士大夫向三国时期依附于特定政权的“王朝士人”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保有传统士大夫的谏诤风骨，但其效忠的对象已从抽象的“汉室”具体化为“孙氏政权”。他的直言，既是为孙氏政权长远计，也是其个人道德原则的实践。孙权的反应则体现了统治者对权威的维护与对实用主义的追求。两人关系的起伏，正是君权与相权（或重臣权）、个人意志与制度约束之间永恒张力的具体呈现。

晚年的张昭，虽备受尊崇但实被疏远，“阖门自守，著书立说”。公元236年，张昭病逝，享年八十一岁。孙权素服临吊，谥曰“文侯”。这位以直言著称的老臣，其风骨与际遇，成为后世审视东吴政治生态乃至整个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一面镜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历史的棋盘上，忠诚的形貌多种多样，直言的价值虽被颂扬，但其现实的命运，往往系于君主一人的胸襟与一时的心境。张昭与孙权，这对始以托孤相得，终以谏诤相疏的君臣，他们的故事超越了简单的对错评判，共同构成了三国史册中一段复杂而耐人寻味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