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败走麦城殇

关羽败走麦城殇，是汉末三国历史上一场极具标志性的悲剧战役。它不仅宣告了刘备集团荆州战略的彻底失败，也直接导致了蜀汉“五虎上将”之首、被后世尊为“武圣”的关羽的陨落。这场战役并非孤立的军事失败，而是此前一系列战略、外交、人事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深远，从根本上改变了魏、蜀、吴三方的力量对比与地缘格局。

要理解麦城之殇，必须回溯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季。此前，刘备在汉中战场击败曹操，称汉中王。关羽坐镇荆州，为策应刘备并扩大战果，趁秋汛发动了对曹魏的北伐，史称“襄樊之战”。战役初期，关羽水陆并进，围困曹仁于樊城，更利用汉水暴涨，“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甚至迫使曹操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然而，极盛的锋芒之下，危机四伏。

关羽北伐时，荆州的防御实则存在巨大隐患。一是兵力分散，主力北调导致后方空虚；二是内部不睦，留守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与驻守公安的将军士仁，皆因关羽平日“素轻”且军资供给不力而心怀怨愤。这给了一直对荆州虎视眈眈的东吴以可乘之机。孙权虽然曾与刘备有“湘水划界”的协议，但夺取整个荆州尤其是南郡，是其既定国策。曹操在面临关羽巨大压力时，采用了司马懿、蒋济的建议，巧妙地将关羽的威胁“祸水东引”，以“许割江南”为诱饵，怂恿孙权袭击关羽后方。

东吴主将吕蒙精准地抓住了战局的关键。他称病麻痹关羽，由年轻的陆逊接替，进一步骄纵关羽。随后，吕蒙精选士卒，扮作商旅，“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地袭取了烽火台。更重要的是，吕蒙对荆州军民采取怀柔政策，秋毫无犯，并厚待关羽军将士家属，此举彻底瓦解了关羽部队的士气。当糜芳与士仁不战而降，将江陵、公安拱手相让时，关羽的败局已定。

关羽在樊城前线得知后方失守，仓促撤军。回师途中，军士闻家人皆受东吴优待，纷纷溃散。关羽只得败退至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这座小城成为他最后的据点。在麦城，关羽曾试图制造假象突围，但东吴将领朱然、潘璋已设下层层埋伏。最终，关羽与其子关平、都督赵累等在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小道，旋即遇害。其首级被送至曹操处，曹操以诸侯之礼厚葬于洛阳；身躯被孙权安葬于当阳。这便是“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山西”传说的由来。

关羽败走麦城殇的影响是灾难性和连锁性的。首先，蜀汉永远失去了荆州这一战略要地，诸葛亮《隆中对》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北伐蓝图从此成为泡影，蜀汉被彻底锁闭于益州之内。其次，直接导致了刘备为而发动的夷陵之战（公元221-222年），此战蜀军精锐尽丧，刘备饮恨白帝城，蜀汉国力大损。最后，东吴全据长江中下游，巩固了防御，三国的疆域版图至此基本稳定。

从更深层次看，关羽之败是性格悲剧与战略失误的结合。他刚而自矜，对同僚（如糜芳、士仁）与盟友（孙权）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沟通。在战略上，他未能充分认识到联吴抗曹这一基本方针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对北伐可能引发的复杂局势估计不足，导致孤军深入，两线作战。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陨落，更是一个集团在战略扩张期因内部协调失灵与外部外交失败而遭遇重大挫折的缩影，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