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后主继位的风雨飘摇

刘禅：后主继位的风雨飘摇

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其子刘禅在丞相诸葛亮的辅佐下继位，成为蜀汉的第二位皇帝，史称后主。这位十七岁的年轻君主所继承的，并非一个稳固的江山，而是一个在强敌环伺、内部暗流涌动的危局中艰难求存的政权。他的统治时期，贯穿了蜀汉从诸葛亮励精图治的巅峰，到最终国祚倾覆的四十二年，其过程可谓风雨飘摇。

一、权力交接与“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刘备临终前，于白帝城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留下了著名的“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此言虽体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绝对信任，但也为刘禅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即位之初，蜀汉正值夷陵之战惨败之后，精锐丧尽，元气大伤，北有曹魏虎视，东有孙吴，南中豪强雍闿等人趁机叛乱，局势危如累卵。

在此背景下，刘禅的统治前期基本遵循了“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模式。他将国家军政大权全权委托给丞相诸葛亮，自己则更多扮演国家象征的角色。诸葛亮也不负所托，迅速稳定内外：遣邓芝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亲自南征，平定南中叛乱，“七擒孟获”的故事便发生于此，为蜀汉提供了稳定的后方和兵源物资；随后更是一心北伐，以图兴复汉室。

下表简要列举了诸葛亮辅政期间的主要举措及其影响：

这一时期，刘禅对诸葛亮展现了充分的信任与支持，确保了蜀汉政权在逆境中的稳定与发展。然而，这种高度依赖个人的政治结构，也为诸葛亮去世后的权力真空埋下了伏笔。

二、权臣迭起与国势渐衰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的“擎天柱”轰然倒塌。刘禅开始亲政，但他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他先是废除了丞相制，任命蒋琬为大司马，费祎为尚书令， later 为大将军，以分权制衡。蒋琬、费祎基本继承了诸葛亮的稳健国策，注重休养生息，但北伐的力度和频率已大为降低，蜀汉转入战略防守阶段。

然而，随着蒋琬、费祎先后去世，蜀汉的政治生态开始恶化。宦官黄皓开始介入朝政，并与大将军姜维长期北伐的国策产生尖锐矛盾。姜维作为诸葛亮军事路线的继承者，连续发动对魏战争，虽有小胜，但消耗了蜀汉本已有限的国力，引起了朝中如诸葛瞻、谯周等人的强烈反对。

刘禅在此过程中的角色颇为微妙。他既未能有效遏制黄皓的权势，对姜维的北伐也时支持时掣肘，显示出其在平衡朝局与驾驭权臣方面的力不从心。黄皓与右大将军阎宇勾结，甚至一度图谋罢黜姜维，导致姜维不敢回成都，只能在外屯田避祸。这种内耗严重削弱了蜀汉的凝聚力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三、蜀汉的覆灭与刘禅的结局

公元263年，曹魏权臣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当时蜀汉朝廷对危机的反应迟钝，堪称灾难。姜维早已将魏军主力动向奏报，但黄皓笃信巫术，告诉刘禅敌军不会来，导致蜀汉未做任何战略预备。当邓艾出奇兵，偷渡阴平，直逼成都时，刘禅仓促派诸葛瞻率军迎战，结果全军覆没。

此时，成都城内尚有数万兵马，粮草充足，南方还有霍弋的精锐部队可以回援。然而，在光禄大夫谯周等人的极力主张下，刘禅放弃了抵抗，选择了出城投降。这一决定，历来争议极大。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避免成都军民遭受屠城的惨祸，是仁德之举；反对者则斥其为贪生怕死，断送了其父与诸葛亮一生的心血。

刘禅投降后，被迁往洛阳，受封为安乐县公，留下了“此间乐，不思蜀”的典故。这一言行，既可解读为政治上的明哲保身，也常被后世用以佐证其昏庸无能。

四、历史评价与再审视

对于刘禅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其“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可谓中肯。他并非暴虐之君，在位四十年，蜀汉境内大体安定，未闻有大规模民变，这在三国乱世已属不易。他能信任并长期任用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贤臣，也体现了一定的识人之明。

然而，他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其父刘备的雄才大略和坚韧意志，以及在复杂政治局面中掌控全局的能力。在失去强有力的辅政大臣后，他无力阻止权宦乱政和内部党争，最终在关键时刻未能做出力挽狂澜的决断。蜀汉的灭亡，是国力悬殊、战略失误、内部腐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禅，其性格与能力的局限性，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纵观刘禅的一生，他从一个风雨飘摇的起点登基，曾享有过贤臣辅佐下的安定，也经历了权臣宦官交替专权的混乱，最终以亡国之君的身份谢幕。他的形象，远比“扶不起的阿斗”这一简单标签要复杂得多，他是理解蜀汉政权兴衰存亡的一个关键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