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血溅刑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上，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等六人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高声吟诵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凛然气节震撼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事件标志着持续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彻底失败，清朝最后一次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尝试宣告终结。

戊戌变法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后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由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的政治改革。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多方面，旨在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富国。下表列举了变法的主要措施及遭遇的阻力：

变法推行过程中，谭嗣同被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成为“军机四卿”之一。他不仅参与起草新政谕旨，更在《仁学》中提出“冲决网罗”的激进思想，主张彻底变革君主专制。当慈禧太后与保守派准备发动政变时，谭嗣同于9月18夜独闯袁世凯寓所，试图说服其出兵保护光绪帝。这番深夜密谈成为变法成败的关键节点。

关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具体细节，史料记载存在差异。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称谭嗣同持胁迫袁世凯发兵围颐和园；而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则自称效忠太后。当代学者茅海建通过考据发现，维新派确实策划了“围园杀后”的密谋，但袁世凯并非政变直接——慈禧太后早在袁前已决定训政。这段历史公案至今仍存争议。

政变发生后，维新派人士纷纷避难。梁启超劝谭嗣同东渡日本，却得到如此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段谭嗣同拒不出逃的记载，彰显了其为变法献身的决心。他在狱中墙上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两昆仑”所指历来有梁启超、大刀王五、康广仁等多种解读，成为近代史著名谜题。

戊戌六君子的处决过程凸显了晚清司法制度的野蛮性。刑部官员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仅凭慈禧太后谕旨即执行死刑。当时国际社会已普遍废除酷刑，这种公开斩首的处决方式引起《泰晤士报》等外媒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六人中刘光第曾任刑部主事，熟知律例，临刑前怒斥：“未讯而诛，何哉？”成为对晚清司法腐败的血泪控诉。

谭嗣同的牺牲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仁学》手稿经梁启超带至日本出版，书中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为后来的革命派提供了理论武器。孙中山在海外组建兴中会时，曾多次引用谭嗣同的言论鼓舞革命士气。更重要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清王朝已无自我改革能力，转而支持暴力革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

在就义前夜，谭嗣同给夫人李闰写下绝笔信：“闰妻如面：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时，我已成阴曹一鬼……”这封充满柔情与决绝的家书，与其公开表现的壮烈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一个立体真实的谭嗣同。他的鲜血没有白流，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评：“谭浏阳之血，激荡了四万万人的革命意识。”

纵观谭嗣同的一生，从撰写《仁学》建构变法理论，到实践改革身居军机要职，最终选择以鲜血唤醒国民，其思想演进轨迹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求索。菜市口那滩殷红的血迹，不仅染红了戊戌变法的终章，更浸透了二十世纪中国变革史册的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