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汤以德安民心

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道德感召力，开创了以德治国的先河。他通过一系列安民、惠民的政治举措，不仅推翻了夏桀的暴政，更奠定了商朝六百年的基业。其治国理念的核心，便是以德安民心，这一思想对后世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汤，子姓，名履，又称武汤、天乙，原为夏朝末年商部落的首领。当时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夏桀暴虐无道，《史记·夏本纪》记载其“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桀大兴土木，建造倾宫、瑶台，终日与宠妃妹喜饮酒作乐，对民众课以重税，致使民不聊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汤在其封地商丘一带推行仁政，轻徭薄赋，鼓励农耕，并广泛招揽贤才。

据《孟子》等文献记载，成汤在征伐葛伯时，因其不行祭祀，成汤派人询问，葛伯以没有祭祀用的牺牲为借口。成汤便送去牛羊，但葛伯却将其食用。后又以没有谷物为由，成汤便派亳地的民众为其耕种，老弱给食。葛伯却率人抢夺食物，杀害送饭的童子。这一事件成为成汤兴师问罪的，也体现了成汤以德服人、先礼后兵的策略。

在灭夏的过程中，成汤注重争取民心，其发布的《汤誓》便是一篇著名的动员令。其中指斥夏桀的暴政：“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形象地反映了夏朝民众对桀的痛恨，宁愿与之同归于尽。而成汤则宣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将自己起兵描绘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

商朝建立后，成汤进一步推行德政以安定民心。他废除夏桀时期的苛政，修改律法，减轻刑罚；鼓励生产，发展商贸；并宽待夏朝遗民，不事杀戮，使其各安其业。这些措施迅速稳定了新生的商王朝政权。据《史记·殷本纪》载，成汤还曾因大旱而自责，剪发断爪，祷于桑林，愿以自身为牺牲祈雨，其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夏商之际的关键史实对比，以下表格列举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要差异：

成汤的德治思想还体现在其用人政策上。他打破等级界限，任用奴隶出身的伊尹为相。伊尹原为有莘氏媵臣，成汤三次以礼相聘，最终使其辅佐国政。伊尹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理念，强调执政需掌握火候，不可过度扰民。这一用人事例充分展现了成汤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胸襟。

在制度建设方面，成汤确立了商朝的基本政治框架。他设立左右相，分管政务；规范祭祀礼仪，强化王权神授的合法性；并初步建立官僚体系与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为商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考古发现的甲骨文记载显示，商朝已具备相当完善的国家管理机构，其源头可追溯至成汤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成汤的德政并非无原则的宽纵。对于犯罪，他主张“刑故无小，有过无大”，即故意犯罪虽小必惩，过失犯罪虽大可恕，体现了其司法理念中注重动机与情理的特点。这种宽严相济的治理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雏形。

成汤以德安民的政治实践，被后世儒家奉为理想君主的典范。孔子称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其中便包含对商代德治传统的肯定。《大学》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反映了成汤在个人修养上不断自省的精神。这种将君主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相结合的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成汤以其以德安民心的治国方略，成功实现了商革夏命的历史转变，并开创了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先声。其重视民生、任用贤能、敬天保民的政治智慧，不仅在当时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拥护，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成汤的故事不断被传颂，成为衡量统治者贤明与否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