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大礼议之争（1521年）

嘉靖大礼议之争（1521年）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驾崩，因无子嗣，皇位继承陷入危机。根据皇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的决议，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独子朱厚熜被迎立为帝，即明世宗嘉靖皇帝。然而，这场看似平稳的政权交接，却因嘉靖帝坚持追尊生父为皇帝而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二十年、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不仅是简单的礼仪名分之争，更是皇权与官僚集团、新兴政治势力与旧有文官体系之间深刻矛盾的集中爆发，对明代中后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争议的核心在于嘉靖帝即位后的父母名分问题。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援引汉代定陶王、宋代濮议的先例，主张嘉靖帝应过继给伯父明孝宗（武宗之父），尊孝宗为皇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考。这样，嘉靖帝在宗法上便成为了孝宗的儿子，确保了皇统的延续性。然而，这一方案遭到了年仅十五岁的嘉靖帝的强烈抵触。他抵达北京后，拒绝由皇太子礼仪入城，并坚持在登基前明确其父母的名分，展现出与其年龄不符的坚定与早熟。

嘉靖帝的支持者很快出现。新科进士张璁上疏《大礼疏》，犀利地驳斥了杨廷和等人的观点。他提出“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认为嘉靖帝入继的是大明皇统，而非孝宗一脉的宗祧。作为兴献王的独子，若尊生父为叔，则等于自绝其父之宗嗣，于情于理皆不合。他主张应尊兴献王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深合帝心，嘉靖帝欣喜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张璁因此成为皇帝在议礼问题上的理论旗手。

然而，以杨廷和为首的绝大多数朝臣坚决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烈论战。以下表格梳理了大礼议之争早期（1521-1524年）的几个关键事件节点：

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之争的转折点。此举彻底击溃了反对派的集体抗争，皇权以绝对强势的姿态压倒了传统的文官谏诤。此后，议礼进程完全由嘉靖帝及其支持者主导。张璁、桂萼、方献夫等“议礼新贵”迅速崛起，进入权力核心，而大批旧臣则被清洗出朝堂。

争议并未就此结束。在确立“皇考”名分后，嘉靖帝进一步追求礼仪上的极致。他不仅要追尊父亲为皇帝，还要将其神主祔入太庙，并为其上帝号，制定相应的祭祀乐章和礼仪。这一过程持续了十余年，直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帝生父被追尊为“睿宗献皇帝”，其神主被祔入太庙，位置甚至在武宗之上，其祭祀乐舞采用八佾，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父亲仁祖看齐。这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才算是基本落下帷幕。

大礼议之争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它极大地强化了皇权。嘉靖帝通过此事，成功地打击了自明仁宗、宣宗以来日益强势的内阁和文官集团，树立了个人绝对权威，为其后数十年的“御案独断”奠定了基础。其次，它导致了朝廷政治格局的洗牌。杨廷和等前朝老臣被清除，张璁、桂萼等因议礼而获宠的官员登上高位，他们往往更倾向于迎合皇帝，使得朝堂风气为之一变。再者，这场争论消耗了大量的政治精力，使得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如边防、财政、吏治等，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最后，从思想史角度看，张璁等人对“人情”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程朱理学僵化的礼教观，反映了明代中期社会思潮的某些微妙变化。

总而言之，嘉靖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关于皇室礼仪的学术辩论，实质上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它不仅是少年天子维护自身孝道与权力的宣言，更是明代皇权与相权（以内阁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逆转的标志性事件。这场风波重塑了嘉靖朝乃至整个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其回响在历史的长廊中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