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始编撰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代乾隆时期一项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举，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规模最为宏大的图书整理与编纂工程。它不仅是对传统学术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以下将从编纂缘起、过程、体例、影响及争议等多个方面，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专业而详尽的阐述。

编纂背景与缘起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乾隆帝下诏征集天下图书，标志着《四库全书》编纂工程的启动。这一举措并非偶然，其背后有多重动因。首先，清代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治理，至乾隆时期已达到鼎盛，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为大规模文化工程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乾隆帝本人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文治意识，他希望通过编纂一部囊括古今的巨型丛书来彰显清朝的“右文之治”，并巩固其文化正统地位。此外，清代学术自清初以来经历了由经世致用向考据学的转变，学者们对古籍整理与校勘的热情高涨，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学术准备。最后，乾隆帝也意图通过这一工程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在“稽古右文”的同时，实施“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进行审查与销毁。

编纂过程与组织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历时十余年，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其组织架构严密，流程清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征集图书：乾隆帝下令各省督抚、学政广泛搜访图书，并鼓励藏书家进献。为鼓励献书，清廷制定了奖励措施，如赐书、题咏、赏赐等。据统计，在整个征书过程中，共征集图书超过一万三千种。

设立机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作为编纂工作的总指挥部。馆内设总裁、副总裁总揽事务，其下分设纂修、缮书、监造等部门。众多知名学者被征召入馆，参与编纂工作。

整理编纂：馆臣对征集来的图书进行甄别、校勘、提要和分类。每书均撰写提要，述其作者、内容、版本及得失，后辑为《四库全书总目》。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故名“四库”。

抄录缮写：定稿后，由专门的缮书处组织抄手誊写。为保证质量，制定了严格的缮写规范，并定期考核。最初计划抄写四部，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沈阳文溯阁，即“内廷四阁”。后又增抄三部，分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即“江南三阁”。

下表简要列出了七阁《四库全书》的贮藏地点与成书时间：

整个工程由乾隆帝亲自督导，皇室郡王及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先后担任总裁。实际的学术工作则由一批杰出的学者主持，其中贡献最著者当属纪昀（纪晓岚）和陆锡熊，他们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审定；而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则担任纂修官，负责具体的校勘与提要撰写工作。

体例、内容与规模

《四库全书》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其下再细分类别：

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及其注释、研究著作，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

史部：收录历史地理类著作，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及释道著作，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

集部：收录诗文词曲等文学作品，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

《四库全书》收录书籍约3500种，79300卷，装订成36000余册，总字数近10亿字，其规模远超明代《永乐大典》，成为中国古代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来源广泛，包括宫廷藏书（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以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佚书（永乐大典本）。

历史影响与评价

《四库全书》的编纂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其评价则毁誉参半。

积极方面：

首先，它系统整理和保存了清代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大量典籍，许多珍贵文献借此得以流传后世。其次，编纂过程中产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对书籍的考证、评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再次，该工程促进了乾嘉考据学的繁荣，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学者，推动了古籍校勘、版本、辨伪等学科的发展。

消极方面：

最为后世诟病的是其“寓禁于征”的政策。在编纂过程中，清廷对被认为有“违碍”、“悖逆”内容的书籍进行了严厉的审查和销毁。据后世学者考证，在全毁、抽毁之列的书籍数量甚至可能超过《四库全书》本身所收的书目。大量涉及民族思想、反清意识、以及被认为有伤风化的著作遭到禁毁，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一些著作被篡改或排斥，这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此外，编纂工程耗费巨大，给当时的财政和民生带来了一定负担。

相关扩展

与《四库全书》编纂相关的还有《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后者是从《四库全书》中撷取精华，编纂而成的一部小型丛书，共抄写两部，专供乾隆帝阅览，现存一部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库全书》的编纂也并非孤立事件，它是中国古代官方组织大规模修书传统的延续。此前有明代的《永乐大典》，它是类书；此后虽无如此规模，但官方修书传统一直延续。而《四库全书》作为丛书，其编纂理念和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阁《四库全书》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历经战火劫难，文源、文汇、文宗三阁皆毁，文澜阁本损毁后经补抄基本补齐。现存四部中，文渊阁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溯阁本现存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现存浙江省图书馆。它们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宝贵遗产。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盛世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它既是一项伟大的文化整理工程，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控制行动。其宏大的规模、严密的组织、精美的缮写，无不令人惊叹；而其背后的文化政策所带来的典籍厄运，又令人扼腕。它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18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与学术的复杂面貌，其遗产与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