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派西藏兴起

格鲁派西藏兴起

在西藏佛教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格鲁派的崛起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作为藏传佛教最后形成的主要教派，格鲁派不仅重塑了西藏的宗教格局，更对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兴起过程交织着高僧大德的宗教改革、错综复杂的政治联盟以及残酷的军事冲突，最终确立了在雪域高原的统治地位。

格鲁派，因其僧侣头戴黄色僧帽又俗称“黄教”，由宗喀巴大师（1357–1419）于15世纪初创立。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出生于安多宗喀地区（今青海湟中）。他早年广学各派教法，深感当时西藏佛教戒律松弛、显密修行次第混乱，遂立志改革。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发起并主持了盛大的传昭大法会，这是一次汇集数千僧众的宗教盛会，标志着格鲁派的正式创立。同年，他在拉萨东北兴建了甘丹寺，作为格鲁派的根本道场。宗喀巴强调显密并重、严守戒律，并建立了清晰的修行次第，其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两部巨著中。

宗喀巴圆寂后，他的弟子们继承并光大其事业，形成了格鲁派强大的领导核心。其中，根敦珠巴在日喀则创建了扎什伦布寺（1447年），绛央却杰兴建了哲蚌寺（1416年），绛钦却杰兴建了色拉寺（1419年）。这三大寺与甘丹寺合称“拉萨四大寺”，成为格鲁派早期发展的坚实基地。为了巩固传承，格鲁派逐步建立了活佛转世系统。1546年，年幼的索南嘉措被认定为根敦珠巴的转世，成为第三世喇嘛，这标志着喇嘛世系的正式形成，并极大地增强了格鲁派的凝聚力。

格鲁派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它面临着来自其他教派，特别是噶举派及其支持者的巨大压力。16世纪中叶，西藏政局动荡，仁蚌巴和后来的藏巴汗政权（支持噶玛噶举派）先后控制后藏地区，对格鲁派进行压制。为了寻求外部支持以对抗强大的敌人，格鲁派索南嘉措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与蒙古军事力量结盟。1578年，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会晤，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赠予索南嘉措“喇嘛”的称号（意为“智慧如大海的上师”，并追认前两世），索南嘉措则赠予俺答汗“转千金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这次会晤确立了格鲁派与蒙古诸部的供施关系，为格鲁派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后盾。

下表简要列举了格鲁派早期发展中的关键事件与建寺情况：

蒙藏联盟的力量在17世纪初得到了决定性体现。1641年，应第五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老师兼摄政强佐·敦月坚赞的请求，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入藏，推翻了敌视格鲁派的藏巴汗政权，统一了西藏大部分地区。固始汗随后将西藏的世俗统治权授予五世喇嘛，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标志着格鲁派在西藏政教合一统治的开始。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和声望，五世喇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于1645年开始大规模重建布达拉宫，使其成为西藏政教权力的象征和格鲁派的圣殿。

与此同时，格鲁派积极与新兴的中央政权——清朝建立联系。1652年，五世喇嘛应顺治皇帝之邀赴北京朝觐，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次年，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为“喇嘛”，并赐予金册金印。这一册封从中央王朝的法理上确认了喇嘛在西藏的宗教地位，使得格鲁派的统治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清政府同时也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承认其作为西藏世俗统治者的地位，形成了蒙古汗王与喇嘛共同治理，宗教与世俗权力并立的格局，直至18世纪中叶清政府确立驻藏大臣制度并废除汗王位。

在确立了政治优势后，格鲁派继续其宗教扩张。1717年，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造成了巨大破坏，但随后清朝康熙帝派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乾隆时期（1751年），清政府在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后，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正式确立了喇嘛与驻藏大臣共同负责的噶厦政府体制，格鲁派的政教合一制度至此完全定型并系统化。此外，格鲁派的宗教影响力也向外辐射，深刻影响了蒙古、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以及蒙古各族，形成了覆盖整个内亚的庞大宗教文化圈。

综上所述，格鲁派的兴起是一个由内而外、由宗教至政治的复杂过程。它以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为内核，通过建立严密的寺院组织和活佛转世系统强化自身，再借助与蒙古军事力量的联盟扫清外部障碍，最终获得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与认可，从而在法理和实力上确立了在西藏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地位。这一历程不仅塑造了近代西藏的社会形态，也使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