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收复两京师
唐军收复两京师是中晚唐时期一次至关重要的军事胜利,它标志着唐朝中央政权在经历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后,一度成功恢复了对其核心统治区域——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控制。这一事件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唐朝中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特别是与安史之乱的进程紧密相连。其过程充满了反复拉锯、战略博弈与惨烈牺牲,深刻影响了唐朝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
安史之乱的爆发与两京陷落
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杀奸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叛乱。叛军势如破竹,迅速南下。由于承平日久,中原武备松弛,叛军于次年六月攻陷潼关,长安门户洞开。唐玄宗仓皇出逃蜀中,途中发生马嵬驿兵变,杨国忠、杨贵妃。同年,长安陷落。不久,叛军又攻占了东京洛阳。两京的失陷,意味着大唐帝国的政治心脏和东部经济中心落入敌手,帝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肃宗灵武即位与反攻准备
太子李亨在马嵬驿与玄宗分道扬镳后,北上至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于公元756年七月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的即位,重新树立了唐朝抗敌的旗帜。他任用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充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北都(太原)留守。二人成为平定叛乱的核心将领。肃宗还向回纥(回鹘)汗国求援,以优厚条件换取其军事支持,为反攻积蓄力量。
第一次收复两京(757年)
至德二载(757年),战局出现转机。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叛军内部矛盾激化。唐肃宗决定展开反攻。郭子仪率军首先攻克河东郡,打开了反攻的通道。随后,肃宗任命其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唐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率唐军与回纥援军,向长安进军。
九月,唐回联军与叛军在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以北展开决战。郭子仪指挥唐军正面迎敌,回纥骑兵则迂回至叛军阵后,前后夹击,大败叛军,斩首六万余级。叛军主帅张通儒等弃城东逃。唐军一举收复长安。此次战役是扭转战局的关键,以下为香积寺之战简要对比:
| 项目 | 唐军及联军 | 叛军 |
|---|---|---|
| 指挥官 | 郭子仪、李俶、回纥叶护太子 | 张通儒、李归仁 |
| 兵力估算 | 约15万(含唐军主力及回纥精骑) | 约10万 |
| 战术特点 | 正面牵制,侧后迂回,步骑协同 | 依赖骑兵突击,阵型被破后溃散 |
| 结果 | 决定性胜利,收复长安 | 惨败,弃守长安 |
收复长安后,大军继续东进。安庆绪调集了洛阳地区的全部精锐,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布阵阻击。唐军再次依靠郭子仪的指挥与回纥骑兵的冲击力,击溃叛军。安庆绪闻讯,率残部逃往邺城(今河南安阳)。十月,唐军顺利收复洛阳。两京的克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敌士气,唐肃宗回到长安,朝廷得以重建。
两京的再次陷落与最终收复
然而,和平是短暂的。乾元元年(758年),肃宗任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六十万大军(实为二十余万)围攻困守邺城的安庆绪。但肃宗出于对武将的猜忌,不设元帅,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导致诸军号令不一。史思明率精兵南下援救安庆绪,在邺城之战中击溃唐军。随后,史思明杀安庆绪,吞并其部众,自立为大燕皇帝。
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度南下,攻陷洛阳。两京再次落入叛军之手。直到上元二年(761年),叛军内部再次发生火并,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势力削弱。宝应元年(762年),唐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唐代宗李俶即位。他再次借兵于回纥,任命其子雍王李适(后来的唐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诸军节度,会同回纥军队,展开新一轮反攻。
唐回联军在洛阳北面的横水与史朝义主力决战,大破叛军,斩首六万,俘获两万。史朝义狼狈逃往河北。联军乘胜追击,于宝应二年(763年)春天,收复洛阳。此后,叛军将领纷纷降唐,史朝义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最终自尽。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宣告平定,两京也得以最终、彻底地回到唐朝掌控之中。
历史影响与深远意义
唐军收复两京,尽管最终平定了叛乱,但唐朝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首先,国力巨耗。长期的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特别是中原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朝廷为支付巨额军费和对回纥的酬谢,财政濒临崩溃。
其次,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唐代宗为了尽快平息叛乱,对投降的安史旧部多任命为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如田承嗣、李宝臣等,形成了河朔三镇,他们拥兵自重,户籍赋税不输中央,官职自行世袭,开启了持续至唐亡的藩镇割据局面,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
第三,宦官权势膨胀。肃宗、代宗时期,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不仅掌握禁军(神策军),还深度干预军政,埋下了此后宦官专权、甚至废立皇帝的祸根。
第四,边防空虚,外患加剧。为了平定内乱,唐朝将戍守边疆的精锐部队内调,导致吐蕃、党项等势力乘虚而入。甚至在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一度攻陷长安,代宗出逃,这距离彻底平定安史之乱仅数月之久。
综上所述,唐军收复两京师是一场惨胜。它虽然维系了唐朝的国祚,使帝国避免了即刻分崩离析的命运,但大唐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这场胜利并未能消除叛乱带来的深层危机,反而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军事问题,使得唐朝在此后一个半世纪里,始终在中央与藩镇、内廷与外朝、中原与边疆的复杂矛盾中艰难前行。这一事件不仅是军事上的转折点,更是唐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影响深远,直至唐亡乃至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