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诛宦官失败

在中国中古史的宏大叙事中，甘露之变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它发生于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是一场由皇帝与部分朝臣精心策划，旨在彻底铲除专权宦官的宫廷政变。然而，由于计划不周与机密泄露，这场变局最终以惨烈的失败告终，非但没有达成目标，反而使得宦官集团的权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皇帝本人也彻底沦为宦官的傀儡。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了晚唐时期皇权与宦官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中央政权无可挽回的衰败趋势。

一、 背景：宦官专权的深化与皇权的式微

要理解甘露之变的必然性与悲剧性，必须回溯中唐以来宦官权力的膨胀过程。安史之乱后，唐代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皇帝对统兵将领的猜深，转而倚重身边亲近的宦官来制衡外朝。宦官逐渐掌握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权力：神策军中尉与枢密使。神策军是拱卫京师、最具战斗力的禁军，其指挥权自德宗朝后便由宦官执掌，使得宦官掌握了废立皇帝的武力资本。枢密使则负责传递奏章、参与机密决策，实质上分割了宰相的议政权。

自唐穆宗以降，皇帝的废立几乎均由宦官集团操控。唐文宗李昂本人，便是由宦官王守澄、梁守谦等人拥立。文宗祖父唐宪宗、兄长唐敬宗据信均死于宦官之手。这种身家性命操于他人之手的处境，使得年轻且有振兴之志的文宗深感屈辱与恐惧，清除宦官便成为他最为迫切的政治目标。

二、 密谋与败露：一场仓促的宫廷政变

文宗最初倚重的是翰林学士宋申锡，但计划泄露，宋申锡被贬，首次尝试失败。此后，文宗又将希望寄托于李训与郑注二人。李训因精通经学而得幸，郑注则因医术受到宦官王守澄的推荐，二人一度权倾朝野。他们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先后清除了王守澄等大宦官，为最终的行动铺路。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经过周密策划，甘露之变的正剧上演。李训等人事先在左金吾厅院后的石榴树上洒上甘露，然后向文宗报告出现“祥瑞”。文宗故作惊讶，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领众宦官前往查验。其计划是，当宦官们聚集在左金吾厅时，伏兵齐出，将他们一网打尽。

然而，计划在执行中出现了致命的纰漏。当仇士良等宦官抵达左金吾厅时，察觉到了守门将领韩约神色惊慌，加之此时一阵风吹动了帷幕，露出了埋伏的甲兵。仇士良等人惊觉有变，立刻夺路而逃，奔回含元殿，劫持了文宗，并急召神策军入宫镇压。

三、 血腥清洗与权力格局的固化

政变失败后，长安城陷入了空前的恐怖之中。宦官指挥的神策军在全城进行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主导政变的朝臣及其家属、亲友、甚至许多无关的朝官都惨遭灭门之祸。以下表格简要列出了事变中的核心人物及其结局：

这场屠杀使得南衙（朝官机构）的精英几乎为之一空，史载“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王涯、贾餗等四位宰相被腰斩于独柳树下，其惨状令长安士民无不骇惧。自此之后，朝廷公卿的威信扫地，在面对宦官时只能俯首听命。

四、 深远影响：帝国衰亡的加速

甘露之变的失败，对晚唐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皇权彻底旁落。唐文宗在余生中完全处于仇士良等宦官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他曾悲叹自己尚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因为后者是受制于强臣，而自己却受制于家奴。此后的皇帝，如武宗、宣宗等，虽有个别英明之主，但都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受制于宦官的局面。

其次，宦官权势达到顶峰。事变后，宦官集团不仅牢牢掌握着神策军兵权和枢密机要，甚至能够直接干预宰相的任命和朝政决策。南衙北司（朝官与宦官）的对立公开化、白热化，但北司始终占据绝对上风。

最后，中央权威丧尽，地方割据加剧。朝廷内部的残酷斗争和宦官专权的丑恶形象，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藩镇的威慑力进一步下降。藩镇节度使更加跋扈不听号令，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动乱（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以及唐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五、 延伸思考：历史的教训与必然

甘露之变的失败，并非偶然。它暴露了在专制皇权体制下，当一种寄生性权力（宦官）通过掌控核心武力（禁军）和决策中枢而根深蒂固时，试图通过少数人的密谋从内部进行清除，其风险极高且成功率极低。李训、郑注等人虽然有心除害，但其行事不乏投机与专断，未能团结更广泛的朝臣力量，计划本身也显得过于急躁和粗糙。

这一事件也成为后世史家反复评述的焦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既痛惜宦官的祸国殃民，也批评李训等人“偷幸以求功”，并非社稷之臣。它作为一个悲剧性的标本，向后人昭示：一个制度的腐朽若已深入骨髓，那么任何局部的、不触动根本的改良或冒险，都难以挽回其倾覆的命运。甘露之变的失败，敲响的不仅是唐文宗个人理想的丧钟，更是大唐帝国走向终点的沉重钟声。